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作为广东改革开放的大机遇、大文章

小编

　   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是系统分析国内外总体形势，准确把握改革整体进程，前瞻擘画中国发展总体蓝图而提出的先导战略。准确理解这个战略，就要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出发，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角度来认识其重大意义。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再出发的重要战略举措，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广东提供了重大发展机遇。广东要提高政治站位，按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把大湾区建设作为广东改革开放的大机遇、大文章，抓紧抓实办好。在国家战略实施的过程中，承担广东责任，体现广东担当，做出广东贡献，并同步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

　　一、深刻认识大湾区的战略意义

　　作为习近平总书记为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而举旗定向、谋篇布局的重大战略部署，粤港澳大湾区对于中国长远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一是有利于丰富“一国两制”实践内涵，进一步密切内地与港澳交流合作，为港澳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港澳同胞到内地发展提供更多机会，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

　　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一国两制”内涵也需要不断丰富发展。在国家改革开放进程中，港澳所处的地位是独特的，港澳同胞所作出的贡献是重大的，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一定程度上，改革开放进程，也是内地与港澳合作的进程。这种进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1.0阶段，是内地与港澳垂直分工，形成“前店后厂”式的合作模式。2.0阶段，是2003年后以CEPA（内地与港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为代表的传统服务贸易合作阶段。3.0阶段，是2014年后以自贸试验区为载体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阶段。

　　现在，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从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型向规则等制度对接型的开放。相应的，粤港澳合作正进入“大湾区阶段”。这一阶段的突出特点，就是以标准对接、资质互认、治理协同、民生合作等内容为重点，丰富和发展“一国两制”新内涵。要通过大湾区这个平台，协调解决湾区内部共同面临的经济发展动力、要素流动等问题，实现湾区可持续发展，建设世界级优质生活圈，成为健康湾区、人文湾区、宜居湾区等。

　　如何保持港澳的长期繁荣稳定，是“一国两制”框架下面临的首要任务。港澳的繁荣稳定，需要实现内生性增长。而这种增长，需要创设一种新机制，打开他们的发展空间，使他们能很好地融合到祖国发展大局中去。粤港澳大湾区这样的平台，推动形成合作理念，拓展港澳发展的物理空间和居民生活就业的空间，推动产业协同发展，加强社会事业对接，共建优质生活圈，将有助于实现港澳长期繁荣稳定。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港澳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我们的窗口。改革开放再出发，仍然要发挥好港澳的作用。重要的是向港澳学习，学习他们先进的现代管理制度、与国际接轨的经济运行规则、国际认同的制度环境。珠三角九市与港澳同处一个湾区，把其作为一个整体规划，并放在国家大局中予以统筹考虑，通过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全面推进三地的互利合作，把港澳发展与国家发展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港澳能够从国家强劲发展中获得广阔发展空间和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为港澳居民特别是年轻人的发展拓展新空间、提供新机遇，不断增强其对国家的向心力和对“一国两制”的认同感。

　　二是有利于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发展新动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不断增强提供支撑。

　　改革进入深水区，需要爬坡过坎、滚石上山。从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仍需要加快脚步。比如，教育、医疗等领域，可以在CEPA框架下优先向港澳开放，既为港澳经济注入活力，又满足内地消费升级需求，还可倒逼国内深层次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好大湾区，关键在于创新。大湾区的创新，首要的在于制度创新。中央谋划大湾区建设，其战略考量之一，就是将之作为制度创新的试验田，利用其内部天然存在的制度差异进行创新，向构建引领性制度体系寻求发展新动能，探索、总结出的创新经验再辐射推广至全国。粤港澳产业深度合作模式、服务业开放制度安排、医疗开放监管新体制、科技创新协同模式等制度创新，可以在此率先破冰，为全国梯次开展深层次改革探索经验。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以探索如何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如何培育新动能，如何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通过注重发展实体经济，脱虚向实，实现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紧密结合，落实《中国制造2025》，支撑制造强国战略。通过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深化粤港澳创新合作，为港澳发展增添动力，为内地高质量发展提供路径。通过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对世界经济走势形成引领性发展。通过辐射带动，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带动拓展区、延伸区和辐射区加速发展。

　　三是有利于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建立国际化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高水平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新平台。

　　对中国来说，过去的高速发展得益于全球化。新形势下要实现高质量发展，也要坚持全球化。要吸引、留住全球资本，就要彰显全面对外开放的姿态。同时，中国的对外开放是梯次开放。大湾区因为有港澳这个窗口，市场氛围、营商环境等位居全球前列。在这里设置一个高端开放平台，有利于集聚高端资源，有利于构筑起连通内地与国际的桥梁，有利于全国形成开放雁阵。

　　中国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在全球经贸规则制定方面理应有相应的话语权。湾区内部有不同的社会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如何创设一种为各方所普遍接受的规则？这种规则是否可以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推广至沿线国家，进而为世界秩序提供一种中国方案、发出中国声音？可先从经贸规则构建、政府行政改革、社会治理协同、发展模式对接等方面进行探索，给出中国方案。具体来说，在新业态、新技术方面，如5G、移动支付、人工智能等方面就可以形成引领性标准。

　　四是有利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通过区域双向开放，构筑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接融汇的重要支撑区。

　　大湾区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支撑区。从双向开放的角度来说，对外可以面向国际市场，对内面向广大内陆腹地，形成双向开放高地。从携手“走出去”的角度看，港澳与内地产业互补，内地制造业强大，港澳高端服务业发达，两者可以结合，实现从“借船出海”到“拼船出海”再到“并船出海”的模式升级。这个过程中，港澳的国际通道、市场信用、专业服务、融资支持等优势将发挥出来，有效支撑“一带一路”建设。

　　二、汇集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澎湃动力

　　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从总体谋划阶段转身全面启动阶段。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就是紧密对标《规划纲要》确定的七大任务，制定时间表、路线图，分步实施。

　　一是注重“硬联通”的同时更加注重“软联通”。“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大湾区有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制度体制不同，运作模式各异，思维观念差异，需要破题内地与港澳要素便捷有序流动，重点放在如何推动规则对接上。

　　二是注重打破各自发展惯性。粤港澳的发展存在各自惯性。《规划纲要》落地时，需要三地调整各自发展模式，加强沟通协调，携手推动区域整体从行政区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向功能区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转变。

　　三是注重凝聚共识。大湾区的建设主体多元，有政府、企业、学界、社会组织和各地市民等。如何统筹需求，凝聚共识、形成合力，汇集建设大湾区的澎湃动力就非常重要。

　　四是注重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体制机制差异的背景下，三地要更多地采用市场化、法治化的手段推动规划落地。要扩大社会主体的参与度，倡导公众参与，畅通公众意见反馈渠道，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共同参与大湾区建设。

　　三、积极发挥广东的主体责任

　　广东举全省之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要把“中央要求”“湾区所向”“三地所长”紧密结合起来，牵引带动新时代广东改革开放全局。

　　广东作为大湾区建设的重要责任主体，要紧密对标大湾区的战略使命，认真分析影响大湾区建设的制约性因素，找准参与各项建设任务的切入点，及时谋划、出台具体的行动措施。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是要围绕十个方面做好基础支撑。要从人流畅通、物流畅通、资金流畅通、信息流畅通、资质互认、标准对接、治理协同、民生合作、税制改革、空间拓展入手，推动出台相应的支持政策。这十个方面的政策是涉及大湾区行稳致远发展的本底性政策，是未来政策支持的重点。目前，以规则相互衔接为重点，广东编制了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的实施意见和三年行动计划，加快编制大湾区建设专项规划，加强设施“硬联通”和机制“软联通”。

　　二是切实配合解决港澳发展的相关问题。比如，港澳需要拓展发展空间，广东就要积极回应，与港澳协同，一起谋划具体平台。香港提出再工业化，但其需要空间承载。珠三角九市可以积极对接，通过设置“产业飞地”、共建产业园区等模式，既支撑港澳发展，又带动自身发展。广东还可以鼓励港澳居民来内地就业创业。

　　三是在湾区共同利益交汇点上发力。建设一个充满活力、具有国际竞争力、天蓝地绿水清、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实现大湾区的可持续发展，是湾区三地居民的共同关切。要凝聚共识，汇集建设大湾区的滚滚洪流，广东就要在这个方面率先发力。通过协同港澳共建生态湾区、绿色湾区、健康湾区、人文湾区、休闲湾区、教育高地，构筑一个高品质生活圈，形成一个生态文明样板，将能有效调动港澳居民的参与热情和对大湾区的深切认同。同时，建设成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港澳获取发展新动力的重要路径。广东要积极配合，在共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方面提供各类政策支持。

　　四是积极推进深层次改革。要继续深化改革，争取中央授权大湾区成为国家包容审慎监管区，为改革提供充足的空间，支持基层自主改大胆闯。要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探索形成功能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要探索融合发展机制，推动出台实现港澳居民相关待遇的举措。要推进产业协同，设置必要的产业载体，支撑港澳产业多元发展。要推动教育、医疗等服务业优先向港澳开放，为港澳发展注入活力并有效满足内地需求。要大胆试验，前瞻谋划，构建开放创新合作机制，支撑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要放宽行业准入，鼓励港澳资本、民营资本竞相发展。

　　五是要积极进行全面制度现代化的探索。推动中央把大湾区作为全面制度现代化建设的综合改革试验区，进行构建先进制度体系的探索。要对标香港，构建高标准营商环境，从体制环境、政策环境、人文环境及执法执规环境四个方面入手，建立起与港澳趋同的制度环境。要完善市场运行机制，建立法治化、透明化的资本市场制度、公平税负制度、金融产品交易与监管制度、公司治理制度、商业诉讼机制、社会治理制度等。

　　六是要选择优先领域进行先期突破。教育、医疗是香港绝对领先于内地的优势领域。在这些领域推进合作，既是港澳所愿，也是广东所需，更是湾区所向。要积极推动香港优质教育、医疗资源在湾区内地落地。通过共建大湾区大学联盟，推动三地教育科研资源共享、学分学位互认、人才有序流动，为湾区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供给。通过引入港澳先进医疗技术和高端医疗资源，并借助港澳通道集聚国际高端医疗资源，可以将湾区打造成为世界诊疗中心和国际医疗旅游目的地。比如，香港大学的牙科专业世界排名第一，但因其医疗市场狭小，限制了发展。通过鼓励香港的牙科在内地集聚发展，既可以支持该专业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又可以满足内地的旺盛需求。

　　七是超前谋划新的合作平台。港澳发展需要新的空间，包括物理空间和产业空间。要支持各地市与港澳共同发展“飞地经济”，设置科创、教育、园区“飞地”拓展港澳空间，并配套与港澳对接的公共服务。要积极谋划珠西发展，提升澳珠级的发展能级，真正实现大湾区“三极鼎立”，并带动珠西、粤西发展。要补足只有陆域平台没有海域平台的短板，谋划蓝色平台，以万山群岛为主体设置海洋协同发展区，配合支撑港澳海洋经济发展，支持深圳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